一方茶桌，一碗“三花”，冬日的暖阳下，成都河岸边、树荫下、公园中、街巷里的茶铺，迎回了疫情后复苏的人气。

_{11月23日，本轮新冠肺炎疫情平息后，成都市陈锦茶铺前坐满了晒太阳喝茶休闲的人。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茶铺，是成都人对茶馆的称呼。清末以来，“坐茶铺”成为成都人悠远绵长的一种生活方式。悠悠岁月里，它如同一位静静守望在街角巷尾的老友，陪伴着生老病死，见证着世事沧桑。

一城居民半茶客

1949年10月的一天，一位来自瑞典的青年坐在成都春熙路上的一家茶铺里，对着一架老式钢丝录音机讲述着他的见闻。好奇的人们将他围着，看着这个有点疯疯癫癫的外国人对着一台机器自说自话。

他中文名叫马悦然，1948年8月，在学习了两年古汉语后，他远渡重洋来到四川。此后的两年中，他四处奔走调查四川方言，为日后完成有关中国西部方言的著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他还邂逅了一位美丽的成都姑娘，成就了一段跨越国界的爱情佳话。许多年后，他成为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是其中唯一一位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

马悦然寄居四川的20世纪40年代末，成都人口50万，茶铺有598家。民谚云：“一城居民半茶客。”无处不在的茶铺曾是他捕捉方言韵律、观察市井生活的一扇窗。

_{11月23日，成都市双流区彭镇观音阁老茶馆里的老虎灶上正烧着开水。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72年后，在澳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王笛的帮助下，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从瑞典国家电台获得了这段声音档案。穿越遥远的时空，茶铺里的烟火气扑面而来——

“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大约有50米长，20米宽，我估计客人大约有400多……中国茶馆是个非常好的设施：在那里你可以聊天，谈论政治，或者做生意。你可以理发，刮胡子，甚至还可以坐在位子上让人给你掏耳朵……卖东西的小孩在茶馆里穿梭，他们卖花生、炒坚果、瓜子……大多数茶客穿着长衫，从旁边扣扣子……但也有若干人穿西服……”马悦然的声音之外，茶铺里人声鼎沸，茶铺外车水马龙。

_{20世纪40年代成都市的茶铺。新华社发}

王笛在著作《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　1900－1950》中，引用了这段记录。这位出生于成都的历史学者，一直致力以微观角度“为民众写史”。在他的研究中，20世纪前半叶的成都，几乎没有其他机构能像茶馆一样与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在中国也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成都那样拥有数量庞大的茶馆。在他看来，茶馆是社会的细胞，能折射出社会的复杂和变化多端；亦是一扇窗口，透过它可以观察大千世界的丰富多彩。

茶馆之于成都人的重要性，从作家张恨水流寓成都时所写的《蓉行杂感·茶馆》中可窥一二：“北平任何一个十字街口，必有一家油盐杂货铺（兼菜摊），一家粮食店，一家煤店。而在成都不是这样，是一家很大的茶馆，代替了一切。我们可知蓉城人士之上茶馆，其需要有胜于油盐小菜与米和煤者。”

_{2002年，茶客们在四川省广汉市金轮镇喝茶听戏。新华社发（陈锦摄）}

但成都人“坐茶铺”，并非都是像闲人雅士一般去“品茗”。他们去干什么？李劼人在小说《暴风雨前》中，向读者展示了民国时期成都茶铺的三大功能——各业交易的市场、集会评理的场所、中等以下人家的客厅或休息室。人们在茶铺里打开水、煨中药、炖肉汤。不仅清音、竹琴、川剧、评书能在茶铺里找到舞台，棉纱、布匹、药材、粮油也能在这里做成买卖。“袍哥”（四川的民间秘密组织）人家在茶铺里设码头、摆茶阵（一种江湖隐语，用茶杯摆出不同阵形）。有了纠纷矛盾，邀约上一干人“吃讲茶”（发生争执的双方到茶馆里请公众评判是非），断是非。

_{1989年，人们在成都市新开街一间茶铺里“吃讲茶”，调解矛盾。新华社发（陈锦摄）}

一方茶铺，不但为三教九流提供了社交、娱乐、交易的场所，也给挑水工、堂倌、戏班、理发匠等小贩提供了持久的生计。在20世纪上半叶的成都，它“包办”了大众几乎所有的公共生活，成为一道独特风景。

_{6月30日，成都市人民公园内的鹤鸣茶社，一名茶客在喝茶时享受“采耳”服务。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小茶铺里的大时代

当市井的千姿百态在茶香里氤氲，时代的风起云涌也在茶铺中上演。

今天的成都人民公园，满园绿荫中藏着一家百年茶铺——鹤鸣茶社。两边黑漆柱子上刻着对联：“四大皆空，坐片刻不分你我；两头是路，吃一盏各自西东。”文字中流露出的闲心与豁达正如川人的品格。

_{6月30日，人们在成都市人民公园内的鹤鸣茶社喝茶休闲。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安逸、休闲是许多外地人对四川的第一印象。然而，也许人们并不知道，面对民族危亡，爱坐茶铺的川人从未“拉稀摆带”（拖泥带水）。

1911年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资州（今资中）小伙子石某刚订婚月余，不识文字，以开小茶铺为生。一天他听人在茶铺中读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时事如此危急，亡国就在眼前，还讨啥子婆娘啊？我要卖掉家产，拿来全部报效国家！”

1911年5月9日，清政府为了向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借款，宣布将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川、湘、鄂、粤四省迅速掀起保路风潮。6月，成都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号召全川人民“废约保路”，组织群众到总督署请愿。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下令逮捕保路同志会代表，随后下令开枪镇压聚集在总督署请愿的群众，当场打死32人，接着又在成都各路口屠杀群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消息传出后，激起全川人民武装反抗。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今天，“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就静静矗立在距鹤鸣茶社几百米处。

茶铺，既是传播消息的民间“通讯社”，也是宣传新思想的大舞台。在四川，茶铺几乎是所有民间演出的发祥地，戏园也从茶铺衍生而来。近代新文化自晚清开始在四川萌芽、发展，茶铺里不时上演追求个性解放、饱含民主思想的新剧。20世纪30年代，成都悦来茶园将一部名为《黑奴义侠光复记》的川剧“时装戏”搬上了舞台。这部戏的原著有个为人熟知的名字——《汤姆叔叔的小屋》。在那个信息传递的“慢”时代，大洋彼岸黑奴反抗压迫、争取自由的故事，就这样在中国西南一座城市的街头巷尾流传开来。

_{1992年，茶客们在成都市悦来茶园听评书。新华社发（陈锦摄）}

舞台上，川剧、清音、竹琴、评书你方唱罢我登场；舞台下，人间悲喜、国仇家恨在茶汤里翻滚激扬。

今天的眉山市青神县汉阳古镇，一条静谧的小巷里坐落着老茶铺魁隆昌。吃茶的老人说，当年这个茶铺是当地抗日川军的集合地，他们中的许多人离开后再未回过故乡。抗战期间，350多万壮士出川，誓死杀敌，64.6万人伤亡、失踪，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

解放战争时期，茶铺里也涌动着革命的暗流。

1948年的成都街头，两位青年在人群中匆匆前行，年长一些的高寿峨是一名地下党员，二人换了三家茶铺才坐定，最终在布后街的一家小茶铺里，他低声告诉20岁的余继宾，组织上已经批准他为预备党员。“入党宣誓时没有红旗，面对的是一张茶桌。高寿峨领着我宣誓，他低声读一句誓词，我低声跟着念，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如今93岁的余继宾对很多事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但谈起这段往事时眼里放着光。

_{年轻时的余继宾。新华社发}

声声喧嚣中，茶铺藏起了无数惊心动魄，也见证了无数悲欢离合。

今天的成都双流擦耳老街上坐落着一幢老屋，这里75年前曾是一家茶铺。茶铺主人徐茂森是位“袍哥”，明里和侄儿一起做生意，暗里为地下党员提供住宿，协助转运武器。这间茶铺里，徐茂森叔侄协助地下党员发动当地进步青年成立了“新民主主义同志会”和“农民翻身会”，还创办了地下刊物《火炬报》。1949年中秋前夕，联络站因叛徒出卖暴露，国民党军警抓捕地下党员时也将徐茂森叔侄带走。在狱中，徐茂森受尽酷刑，仍勉励侄子“不当软骨头，就是死也不能出卖朋友”。1949年12月7日深夜，他们与30多位革命志士一起，在成都十二桥畔英勇就义。

_{7月7日，成都市双流区擦耳老街上的徐茂森故居。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20天后，成都解放。

生在屋里，活在茶铺

光阴荏苒，几十载风雨后，茶香依旧。透过王笛的研究不难发现，成都的茶铺虽然曾经沉寂过多年，但在改革开放后再次迎来生机，蓬勃发展。

20世纪80年代，成都最著名的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当数城北公园茶园里的“周五茶会”。1987年头三季度，茶会上的成交额就超过两亿元。到了20世纪90年代，主办方还把电脑搬进茶园，方便买卖双方搜索信息。

_{20世纪90年代，成都城北公园物资交易会在茶馆举行。新华社记者熊汝清摄}

忧心儿女婚嫁的父母在茶铺里征婚，“下海”的商人们在茶铺里谈生意，编辑记者们在茶铺里找灵感、碰选题……再不见阔襟长衫的茶客，但堂倌的那声吆喝依然是熟悉的乡音。

今天，在咖啡馆、奶茶店、电影院林立的城市里，茶铺早已从公共生活的“唯一”变成了“之一”，但一代代人沉淀而来的情愫，仍在茶香里弥漫。

出生于1931年的诗人流沙河，年轻时在四川省文联工作，每晚总去单位附近的聚贤茶社打开水，带回去泡浓茶熬夜。在散文集《老成都·芙蓉秋梦》中，诗人如数家珍地写下那些远去的茶铺：瓯香馆、临江亭、广春阁、华华茶厅、吟啸、梁园、三益公……现如今这些茶铺们早已湮没在岁月中，诗人也于2019年驾鹤西去，但步入成都的街角巷尾，仍能与一间间小茶铺不期而遇，偶遇低头读书的老者，似有先生遗风。

成都高新区铁像寺水街，高楼大厦包围之下的陈锦茶铺依然努力保留着老茶铺的模样——竹椅、盖碗、露天坝。“余生很长，何事慌张”，两句立在露天茶座旁的话，是主人陈锦想对人们传递的“茶铺精神”。

_{11月23日，成都市陈锦茶铺前坐满了前来晒太阳喝茶休闲的人。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陈锦是位老茶客，也是拍摄茶铺30多年的摄影家。一次在温江寿安镇上坐茶铺，他遇到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那天茶铺里一如既往地热闹，突然传来一阵唢呐声，只见一列送葬的队伍吹吹打打走了过来。队伍来到茶铺门前忽然停下，堂倌搬出了桌椅置于街中央，随即泡上一杯热滚滚的花茶。此时，端着灵牌的孝子们齐刷刷地跪倒在茶桌前。陈锦顿时明白，这是孝子贤孙们送刚身故的老茶客来“喝”阳世间的最后一碗茶了。

_{2002年，在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的一间茶铺门前，端着灵牌送葬的人们跪在茶桌前，为刚身故的老茶客奉上最后一杯茶。新华社发（陈锦摄）}

成都双流的彭镇，有着100多年历史的茶铺观音阁至今还保留着张恨水笔下的成都老茶铺的样子——不怎么高的屋檐，不怎么白的夹壁，不怎么粗的柱子，若是晚间，更加上不怎么亮的灯火，矮矮的黑木桌子，大大的黄旧竹椅……

_{11月23日，人们在成都市双流区彭镇观音阁老茶馆里喝茶、打牌、聊天、休闲。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茶客有老有少，无论贫穷贵贱，都能在茶铺里找到自己的一方天地。在老板李强眼里，一碗茶面前，人人平等。

每天凌晨4点多，李强就开始生火烧水，准备迎接每天到这里报到的老哥们。老茶客喝茶1元，价格多年不变。虽然少，却让主人与茶客都心安。游客喝茶10元、拍照10元，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地坐进里间，不打扰老茶客们在外间谈天说地。

_{11月23日，在成都市双流区彭镇观音阁老茶馆，老板李强（右二）为茶客们添水。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茶客中的许多人在这里“活”了一辈子。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之下，茶铺有史以来第一次关门谢客，门口的监控定格住正月十五凌晨4点19分，95岁的钟大爷无处喝早茶，等在茶铺门外不知所措的身影。

_{11月23日，74岁的老茶客罗朝荣在成都市双流区彭镇观音阁老茶馆里喝茶。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茶铺，沉淀了岁月的沧桑，也聚集了人的温度。

陈锦年轻时常去的兰园茶社有位堂倌，人们叫他“眼镜”。当了十多年堂倌，他记得茶客们爱坐哪个位置，爱喝什么茶，谁跟谁爱坐一桌，从不出错。后来城市改造，茶铺关张，堂倌与茶客各奔东西。多年后，陈锦在北郊的一家小旅馆找到了已改行当服务员的“眼镜”，聊起往事，梦回兰园。再后来，旅馆也拆掉了，陈锦听单位门卫说起“眼镜”曾在自己外出时来找过他，在那个没有手机的年代，二人就此错过，再无音讯。许多年过去，这段清淡而绵长的友谊至今温暖着陈锦。“那是堂倌和茶客之间特有的温情。”他说。

_{兰园茶社的堂倌“眼镜”（中）为茶客添水。新华社发（陈锦摄）}

乡土饱经时光摩挲，人生尝尽喜怒哀乐。当年坐在大人膝头上用茶盖儿舀茶汤喝的孩子已是耄耋老人。飞速发展的城市里，只有为数不多的老茶铺依稀还有儿时的模样。但漫步城中不难发现，李劼人的旧居菱窠旁，锦江畔的望江楼下，浣花溪边的花丛间，文殊院的树荫里……茶铺那股顽强的生命力仍在盛放。

从清末算起，成都的茶铺已兴盛了100多年。它如青草生于河岸，自然地长在这座城市的骨血中。天府之国千百年沉淀下的细致、淡定与从容，借着它，浸润着一代又一代人。

坐上竹椅的那一刻，人们便暂时放下了茶铺之外的纷扰。任这小小的茶碗，如一叶扁舟般，带着他们自这生活的河流顺水而下，看着两岸的山河大地，听着不住的鸟鸣猿啼，自在、安稳、笃定地前行。（记者 吴光于）